经过四年的囚禁，文天祥迎来了他最后一次面对审讯的机会。

在这四年的时间里，元朝几番三次试图劝降文天祥，但他都坚决拒绝。这会儿，崖山海战已经结束，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接见文天祥，想要劝他投降这位硬脖子对手。

文天祥见到忽必烈之后，仍然气宇轩昂地说道：“我受大宋恩德，官封宰相，怎能投靠二主！愿赐我一死便算了！”

忽必烈一生征战沙场，胜过无数敌人，但始终难以压倒文天祥的气节。忽必烈挥手，本想把文天祥送回大牢，但身边的人劝他应答应这位宋朝遗臣的请求，了结他的心愿。

没过多久，文天祥安然就义。在行刑之前，他郑重其事地朝南方的故国方向跪拜，态度从容淡定地说道：“吾事毕矣！”

一旦踏上中原土地，忽必烈就被汉族的文化深深折服。而在军事上，宋蒙战事中，南宋曾奋勇抵抗，给蒙古军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碍。直到崖山之战，南宋的皇帝和百姓以悲壮的场面宣布一个朝代的终结。想必后来文天祥的死，也让忽必烈的心灵受到了一定的震撼。

元朝这个由激烈战火铺就的新王朝，成功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、各自为政的局面，重新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大一统。与此同时，坐在皇位上的元朝皇帝借鉴了宋金的制度，打造出了一个融合了夏族变夷、二元混合的政治体制。尽管后人评价不一，但不经意间，元朝的一些遗产还是被后世所沿袭和继承了。

▲元世祖忽必烈。图片来自网络

忽必烈的政治路程，就像是单纯的蒙古宗王逐步转变成为中国皇帝的蜕变历程。

当年，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打造出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，地位至高无上，把权力紧紧握在自己和“黄金家族”手中，也明确规定大汗必须是成吉思汗子孙，这样一来，就有效躲开了之前各种部落杂乱无章的局面。

不过，在蒙古帝国的日子里，继承汗位的办法还是沿用了部落时代的方式，由“忽里勒台”来推举蒙古大汗的候选人。忽里勒台，蒙语意思是“聚会”，这个词源自当年部落的议事习俗，由各部落首领和贵族组成，负责军事策划、政策拟定、战利品分配，甚至选立大汗这些重要事情。

成吉思汗一直以为，自己的后代们会齐心协力，一起守护他们打下的辽阔疆域，可谁料到，权力欲望很快就让黄金家族分崩离析了。

1227年，成吉思汗在临终前宣布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为接班人，理由是窝阔台“胸怀宽广，待人宽恕”，能够善待兄弟和亲戚。因此，由黄金家族成员和其他蒙古贵族组成的忽里勒台，根据“遗诏”，推举窝阔台为大汗。不过，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，这次由上一任大汗指定继承人，并经忽里勒台共同推选的汗位继承，也就只有这一回。

窝阔台在位期间，沿袭父亲的军事策略，成功灭掉了蒙古的老敌人金国，还派兵打到了中亚和欧洲一带。同时，他也和南宋在荆襄、四川以及两淮地区爆发了几场争战。说到他这个人，挺喜欢喝酒的，沉迷于狩猎和豪饮，结果因为酗酒过度而去世了。

▲窝阔台。图片来自网络

1241年的时候，窝阔台去世了，汗位还没正式确定。皇后脱列哥那知道丈夫生前心仪的继承人是孙子失列门（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之子），觉得挺不舒服，她心想要把大儿子贵由扶上汗位，搞个母以子贵的局面。脱列哥那皇后找到两个朝中老臣，契丹人耶律楚才，说：“大汗在世时，打算立失列门为继承人，但他年纪太小，长子贵由如今又在西征未归，咱们该怎么办？”耶律楚才一眼就看出她的心思，说：“既然大汗有这个意向，就得赶紧让失列门登基。”旁边的亲信皇后心腹赶紧进来说：“长子还没回来，得请母后摄政。”耶律楚才原本想再劝几句，但看到皇后一党人多势众，也只得作罢。

从那以后，脱列哥那皇后开始掌权摄政。在她的推动下，经过忽里勒台的推荐，贵由顺利当上了新一任大汗。

成吉思汗设立的继承制度，也由此走向了越来越乱的局面。

1248年，贵由去世，汗位又一次变得扑朔迷离。这次，黄金家族的其他后裔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

在蒙古帝国刚刚建立的时候，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托雷战功赫赫，威望也很高。按照蒙古那套“幼子守灶”的规矩，他的领地大多在蒙古本土，还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主力军队。脱雷的儿子们也都很厉害，脱雷和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四个儿子，蒙哥、忽必烈、旭烈兀、阿里不哥，都是在军政方面很有能力的人。这一来，脱雷家族的影响力差不多超越了窝阔台家族。

拖雷去世以后，他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很会理家，也算是个有政治经验的女子。在贵由去世后，她不断劝说其他蒙古宗王，也争取到黄金家族另一支——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家族的支持（当时这个家族的首领是术赤的儿子拔都）。于是，贵由死后三年，经过忽里勒台的推选，托雷的长子蒙哥成了蒙古帝国的第四任大汗，从此，汗位转到了托雷这支家族手里。

蒙哥，就是那个在攻打南宋钓鱼城的时候丢了性命的蒙古大汗，他的去世也引发了元朝正式成立前的最后一次汗位争夺。

到1259年，蒙哥在战场上的死讯一传回来，留守在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凭借“幼子守灶”的优势，得到忽里勒台的支持，顺利成为新一任大汗。依照传统继承制度，阿里不哥本已经占据有利位置，身边围绕的多是一些墨守成规的蒙古贵族，不过他们也隐约感受到，来自南方的政治力量正逐渐掀起一股变化汗国制度的浪潮。

作为拖雷和妻子唆鲁禾帖尼的二儿子，忽必烈主要负责“漠南汉地”的军政事务。所谓“漠南汉地”，大概指的就是原金朝统治的那片区域。在带兵南下的过程中，忽必烈接触到丰富的汉文化，身边也聚集了一帮汉人幕僚，比如刘秉忠、赵璧、姚枢、许衡、郝经等人。

忽必烈负责打理漠南汉地的事，老大哥蒙哥就让他在河南或关中挑一块地方封自己。忽必烈听了幕僚姚枢的建议，提出用关中做封地。蒙哥倒挺大方的，觉得弟弟谦虚，于是说：“关中虽好，但人少，财赋恐怕不够你用，我看怀孟那地方，河南沁阳一带人多，把那儿也封给你吧。”后来，忽必烈以关中和河南为基础，四处征战，平定大理，安抚吐蕃，还和南宋对峙，逐渐成了漠南汉地的统治者。

没想到，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，竟会出现这样的一幕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。

忽必烈听说弟弟阿里不哥想争夺汗位，把兵从汉地调到了北方，自己在开平（今内蒙古正蓝旗东）召开的忽里勒台上宣布了自己的即位，还用了四年的时间和阿里不哥打了一场内战，最终赢了，成了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。

这会儿，蒙古帝国开始慢慢走下坡路，已经不再是鼎盛时期了。

在远征途中，蒙古人建立了四大汗国：统治从东欧到西伯利亚的钦察汗国（金帐汗国）、把守中亚南北天山地区的察合台汗国、以额敏河流域为核心的窝阔台汗国，以及席卷西亚的伊利汗国。

本来，这四个汗国都算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，不过随着黄金家族的分裂，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汗国就不愿意听忽必烈的指挥了；察合台汗国也遭到忽必烈、窝阔台汗国等多方争夺。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，分别由拔都和旭烈兀的后代掌握权力，两个汗国经常闹僵。不少人不知道，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其实是忽必烈的亲弟弟，他虽然承认忽必烈是汗，也接受过忽必烈的册封，但实际上它基本上属于自治状态。

黄金家族因此各奔东西，成吉思汗的后代也难免走上分裂的路。

忽必烈亲眼看到，那个外表瘦弱、政局腐败的南方王朝竟然逐渐展现出坚强的身躯。

1267年，历时六年的襄阳之战正式拉开帷幕。面对蒙古大军的逼近，襄阳城的军民齐心协力，凭借一场规模庞大的战役，拖延了蒙古军队南下的脚步。直到襄阳的援军全部阵亡、弹药耗尽，蒙古兵才攻占了这座充满血性的小城，从而占据了顺江而下灭宋的有利位置。

1275年，元军来到湖南，包围潭州（现在的长沙），知州李芾带领城里的军民坚守不退。粮食快用完了，就抓老鼠、麻雀充饥，盐也没有了，就把盐库的席子和麻袋都烧了，熬成汤来喝。城破那会儿，李芾和家里的长幼都选择了殉国，城里的百姓很多都自己家人一起自尽，城里没有空荡荡的井，没有系着缆林木的，就像一片密密麻麻的人影一样。

1276年，南宋的都城临安（现在的浙江杭州）出了大事。宰相陈宜中、留梦炎他们都觉得投降元军最稳妥，就递上了宋恭帝的投降书，愿意归顺。但忠心耿耿的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三位，被后人称为“宋末三杰”，坚持要抵抗元军，誓死不屈。临安城失守以后，宋恭帝也被敌人俘虏了，不过南宋的小朝廷还在战斗。为了保护皇帝，护送他出城的，有宋恭帝的兄弟——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，带着他们一路逃出去。

1279年，在广东崖山，陆秀夫和张世杰带着剩下的十几万南宋军民，与元兵展开了最后一场硬仗。终究一败涂地，陆秀夫义无反顾地背着8岁的宋帝赵昺投海自尽，张世杰在奋力抵抗后也跳海溺亡，十多万南宋的军民宁死不屈。史上记载，这次战斗中，“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”。

成为俘虏的文天祥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他服下二两有毒的冰片，迷糊了许久，结果还是没能死去。在被押送到北方的路上，他连续八天绝食，依旧没有生命危险。元军的将领不断劝说他投降，跟他说：“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，你为宋朝尽了全部忠孝之心。如果你能够用对待宋朝的忠心去对待如今的圣上（忽必烈），还能有望当上宰相。”

文天祥回答说：“国灭了我救不了，死也无法洗清我的罪过，怎么能背叛国家，不与之共死同生呢？”

文天祥牺牲后，人们在他的衣带里找到他写的遗书：“孔子说成仁，孟子讲取义，只有义达到了，才会真正达到仁。读圣贤的书，学到的是什么东西？从今以后，希望自己能无愧于心。”

中原怎么打理得好？这个问题啊，要从多方面入手。首先，得抓住农业基础，把粮食产量稳住，提高农民的收入，这样民心才稳。其次，修筑水利工程，确保灌溉通畅，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作的影响。再者，要打击土匪和贪官，把治安搞好，让百姓安心生活。此外，还需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，增加经济活力。最后，强化地方治理体系，提升官员的能力和廉洁度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只要把这些都做好了，中原的局面就能变得稳定繁荣。

忽必烈在一路征战中不断琢磨这个问题，而宋朝忠臣子民的那份坚韧也给了他一个答案。忽必烈明白，汉人的制度能让蒙古贵族离开游牧的生活，在农耕区建立起牢靠的统治基础，可南方汉人的韧劲和抵抗，也让他心里留了一份忌惮。新王朝刚刚成立就已经藏下了潜在的裂痕。

▲元朝时期的全景地图。图片来自：中国历史地图集

忽必烈接过了蒙古到漠南汉地那一大笔宝贵的遗产，随后统一南宋，最终在他的统治下成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。

在开平即位的宣言里，46岁的忽必烈向天下公布了自己的一系列建政方针，其中有一条就是“祖述变通”。他清楚地意识到，要做中国的皇帝，过去蒙古帝国那一套老路已经不管用了。

至元八年（1271），忽必烈将国号定为“元”，这名字源自《易经》里的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这句话，意在表达开天辟地、万物起源的含义。

从蒙古帝国到元朝，二者之间既有传承的联系，也存有制度上的差异。蒙古帝国的政体以游牧君主制为主，并带有部落联盟的色彩，军权主要掌握在亚欧大陆各大宗王和黄金家族手中。这也是忽必烈能够起兵夺取政权的原因之一，但同时也为帝国的分裂埋下了隐患。到了元朝，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，沿袭了秦朝以来不断完善的皇权专制体制，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在国土辽阔之地，推行秩序井然的行政体系。

从忽必烈开始，元朝的皇帝们都拥有两个庙号，一个用蒙古语表达的称号，也叫“国语尊号”，还有一个用汉语的庙号。比方说，忽必烈既是蒙古的薛禅皇帝，也是元朝的元世祖。另外，他还会追尊之前大汗的汉语庙号，比如把成吉思汗尊为元太祖，窝阔台汗则是元太宗。

在忽必烈之前，由忽里勒台主持的贵族推选大汗的制度，造成了不少汗位争夺的麻烦，甚至搞得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兄弟之间闹得刀光剑影。忽必烈登基以后，就推翻了那套传统的汗位传承方式，皇位的继承全都变成由皇帝自己点头认可，忽里勒台那套只留个形式，比如说在天子登基的那天，必须召集诸侯王，讲读太祖的宝训。

想稳住江山，草原上的都城哈拉和林显得有点跟不上时代了。

《元史》里说，有官员劝忽必烈：“幽燕那个地方，地势雄伟，龙盘虎踞，南边控制江淮，北面连着朔漠，形势非常有利。天子要住在中原接受四方臣子的朝见，大王如果想要治理天下，巡行的驻扎点一定得在燕地了。”

改了国号之后，忽必烈打算迁都，把原先的金中都改为元大都（今天的北京），这事儿由汉人大臣刘秉忠负责建筑整修。

刘秉忠曾提出：“以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。”这位学问渊博的奇才，早年曾当过和尚，身为僧人南下拜见忽必烈，随后成为他的谋臣，从此备受重用，无论是占卜算命，还是起草国号、决定都城，都是他的贡献，他堪称蒙元改革的主要设计者。

刘秉忠携带学生郭守敬、阿拉伯人也黑迭儿等一众顶尖建筑专家，沿着金中都遗址的东北方向起建了新的都城——元大都。他们模仿《周礼》的古代规制，设计出四面城门配合纵横交错的街道，形成了“左祖右社，前朝后市”的格局。而在城中，以一条中轴线为主轴，布局宫殿和城市街区，核心位置就在后来北京鼓楼的地方。这一布局，后来对明清两代北京城的规划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

元朝最鼎盛的时候，北到阴山，西至流沙，东到辽左边界，南过海面，大都已经成了全国的政治核心。

为了让政治中心大都和经济重镇江南更加紧密相连，元朝动用了大概250万劳动力，疏通了隋唐时期的大运河旧道，还开凿了一些新线路，把京杭大运河全部联通。大都坐落在大运河北端，依托运河，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也变得更加繁荣，南边的江淮地区可以方便地供给物资，仰赖东南地区，靠着畅通的漕运，使得帝都得以“输血”。

▲京杭大运河示意图，来自锦绣人文地理。

可是，还是有不少蒙古贵族搞不懂忽必烈定都汉地的决定。西北的蒙古宗王派使者来问：“我们这边的老规矩和汉人的习惯不一样，既然留两个地方，还建城池、布置祭典，制度也照汉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不过，忽必烈对自己这片快乐的老家可没疏忽。元朝实行两都制，除大都外，还有上都开平府。上都作为元朝的行宫，位于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的交界处，北靠大漠，南邻燕蓟，亦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。每年，元朝皇帝都要“北巡”上都，带着后妃、太子、宗亲、百官、军队以及随从，共数十万众，在上都的离宫避暑，还会举行大规模的狩猎，彰显蒙古人“骑射”老传统。

身为中国的皇帝，忽必烈还得搭建一套中央官制，推动一台能帮他办事、赚大钱的政治运作系统。

在蒙古帝国刚成立的时候，大汗处理国家大事，主要靠身边的怯薛长和怯薛执事来帮忙。怯薛，原本是成吉思汗组建的一支禁卫军，领头的四位大将是木华黎、赤老温、博尔忽和博尔术。成吉思汗特别从怯薛里挑选人才，让他们担任执事官，负责弓箭、食物、文献、交通、帐篷、仓库、药物以及占卜等事务。

蒙古统治者还安排了断事官（札鲁忽赤），负责民政事务，掌管司法以及户籍管理。札鲁忽赤的第一任长官是成吉思汗的义弟失吉忽秃忽，他以公正廉洁闻名，汉人都叫他“胡丞相”。

随着汗国逐渐强大，各类书信往来也变得越来越频繁，光靠怯薛和札鲁忽赤在大汗身边帮忙处理政务已经不太够了。于是，负责管理文书的机构逐渐崭露头角，后头演变成蒙元的中书省，主要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。

元世祖忽必烈登基之后，借鉴了蒙古帝国的传统制度和宋金的政治体制，设立都省，负责总体规划；又设置总司，专司平衡百姓事务。

都省就是中书省，负责议事和施政，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是中书令，通常由太子兼任，不过多是个虚衔。实际上，元朝的中书省长官是左右丞相，其中，右丞相比左丞相尊，地位更高，人们叫他“大丞相”。这个位置一般由蒙古的显贵担任，保持“百官皆由蒙古人担任长官”的原则。

为了防止中书省的官员权力过于集中，元朝又建立了尚书省。跟隋唐时期掌管六部的尚书省不一样，元代的尚书省起初是专门为了“管理财务”而设的中央机关。

搞钱这事啊，几乎成了治国理政不能绕过的一个难关。忽必烈一旦夺了江山，立马就琢磨着“咋样才能富国”，于是对掌管尚书省的阿合马特别重用，把他“提拔亲信，不经过吏部审批，也不找中书省商量”。

阿合马是回回人，在元朝的民族划分里算是色目人。他出生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西南边，当初原本是元世祖皇后察必的陪嫁奴仆，但他那一手理财水平特别厉害，后来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，被提拔起来，成了元朝早期的财政专家。等尚书省成立后，他被任命为平章尚书省事。

在忽必烈开疆扩土，修建都城的这段时间里，阿合马帮朝廷积攒了不少财富。

阿合马实行了“经理”制度，也叫钩考，派官员到各地清点财物，核查隐瞒户口和逃税的人，把全国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418499户，增加到1274年的1967898户。还设立了各路转运司，强化对商人的税收，同时借鉴中原王朝的做法，国家垄断盐铁的买卖。在纸币方面，发展了自宋朝起的纸币制度，在各地设立平准库，发行了12,000锭钞票作为钞本，然后通过买卖金银来调节物价，确保纸币的信誉，也让纸币流通更加快速顺畅。

不过，《元史》等官方史料都把阿合马算作奸臣，记载他“多智巧言，以功利成效自负”，可以说是个骄纵的实用主义者。随着他掌握财政权力时间长了，他身边的亲信们也逐渐变得贪婪跋扈，甚至偷偷隐瞒赋税、霸占良田、收受贿赂，导致朝野上下都对他不满。还有个很重要的矛盾在于，许多蒙古贵族入驻中原后，跟当地的豪商大户一起做生意，而阿合马掌管税收，俩人势必就水火不容。

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，忽必烈巡访上都时，差点酿成针对阿合马的刺杀事件。

有个益都的千户叫王著，他成了那次阴谋的执行者。暗地里，他铸了一把大铜锤，发誓要击死阿合马。王著还找了个僧人帮忙，这人叫“高和尚”，曾经杀过人的亡命之徒。两人假传太子的命令，安排去见阿合马，声称太子快到了，让朝廷要员在东宫前守候。阿合马正处在人生的巅峰，根本没料到会有人当街对他动手，就跟着王著等人一起走，走着走着，王著突然拉过阿合马的马，把藏在袖子里的铜锤抽出来，直奔他的脸部打去，一下就把他弄死了。案发后，王著和高和尚被抓，处死在市上，被剁成肉酱。在临刑前，王著大喊：“我为天下除害，现在死了，但以后一定有人会替我写下这段事情！”

▲影视作品里表现的阿合马模样。图源：剧照

忽必烈处理阿合马后事的方式，真让人琢磨不透。

忽必烈一回到京城，看见大臣们递交的证据，揭露阿合马生前贪赃枉法的各种罪行，气得直跳脚，不但没人去安慰那位大臣的家人，还把阿合马的尸体挖出来，扔在集市上任由狗啃。这事儿，虽然史书说阿合马临死前，“世祖尚且不甚清楚他的奸诈”，但毕竟阿合马在朝中干了这么多年财政，还由忽必烈亲自任命，皇帝不可能对他的贪污瞒得住。大伙觉得，忽必烈之前可能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，现在他死了，没什么利用价值，倒也不用再对他留情了。

阿合马去世后，忽必烈陆续任命汉人卢世荣和畏兀儿人（也有人说是吐蕃人）桑哥来负责财政事务。这两位和阿合马一样，主张通过垄断贸易、提高商税等办法增加国家收入，但也都被指责贪赃枉法、任人唯亲。最终，卢世荣在1285年因为贪污被执行死刑，桑哥在1291年则以扰乱朝政罪被处死。

从阿合马到桑哥，元朝的财政体制逐渐成型，确保了朝廷对财权的牢牢掌控。忽必烈靠着这笔可观的收入，建造都城、四处征战，但阿合马等人建立的财政体系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滥发纸币和掠夺民脂民膏的现象，也为日后元朝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。

南宋灭亡十五年后，宋朝出身的官员程钜夫对元朝的地方制度发表了不少看法，直言不讳。

程钜夫在《论行省》里提到，“省”原本是古代宫禁的别称，后来发展成宰相议事、掌权的区域。现如今，朝廷在地方设立“行省”，到底意味着啥呢？当年伯颜（元初的名臣）丞相带兵平定江南，用中书省这个称呼震慑远方，不过只是形式上的权力而已。现在江南已经平定了15年，地方上还一直用“省”这个名头，显得威权太过头了。

程钜夫，元初的知名文人，年轻时跟着叔父到朝中，为质。忽必烈一见他容貌出众，再听他的话，觉得聪明伶俐，有眼光，就留在朝中，托付重任。历经四朝，成了当时的文坛领袖，朝廷的档案典籍大多由他整理撰写，还帮着元朝推荐了不少江南的才子，比如赵孟頫啥的。

不过，程钜夫对行省制的看法，倒是挺挑剔，喜欢把每个字都琢磨得细细的。

▲程钜夫。图片来源：网络

行省制度，算得上是元朝带给后世最深远影响的制度之一。

忽必烈一登基，就在燕京（今北京）设了个行中书省，下面还设了宣抚司，管理着那些州县。随着元军慢慢攻到江南，各地都设立了宣抚司，这玩意儿也算是临时的地方制度，过渡用的。慢慢地，忽必烈开始在全国各地增设行中书省，也叫行省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由中央派去管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。这个行省的长官，品秩都是从一品起，起初都由丞相担任，不过后来改成平章政事了。

不过，行省和宣抚司都在用，机构重叠起来，管理的确挺麻烦的。于是，忽必烈干脆撤了宣抚司的制度，大力推广行省制度。到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设立辽阳行省以后，全中国的行省就固定下来有10个，比如辽阳等地的行中书省、河南江北一带的行中书省、陕西一带、四川、甘肃、云南、江浙、江西、湖广、岭北这些地方，都有自己的行中书省。

元朝把行省划分得挺细致的，这对后来的明清时期，甚至到现在的省界划分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。

除了行省之外，地方上还设有两个特殊的行政区域，一个是中书省直接管理的地区，也就是元大都所在的帝国核心地带，另外一个则是由宣政院负责的区域。

宣政院呢，是元朝专门负责管西藏地方和全国佛教事务的那个机构。

忽必烈对宗教态度挺宽容，也许跟他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影响有关。

唆鲁禾帖尼是聂思脱里派的基督徒，但她对各种宗教的教士和学者都挺友善，经常为佛寺、道观和清真寺捐点钱，她觉得这样能赢得来自各地百姓的支持。忽必烈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影响，在接管中原的过程中，他对儒生和僧人都非常尊重。刚才提到的刘秉忠，也是一位出身士大夫家庭的官员。

忽必烈的老婆察必皇后延续了她婆婆那种包容百川的性格，不过她信奉的是吐蕃佛教。而忽必烈之所以能够统一西藏，主要还是靠得上一个吐蕃的僧人帮忙。

1252年，忽必烈听从兄长蒙哥的吩咐，带兵去攻打西南的大理。在六盘山一带抵达后，他希望能得到吐蕃的援助，所以召见了年仅19岁的吐蕃佛教领袖八思巴。在这次见面中，忽必烈被八思巴的学识渊博和谦逊所折服，觉得他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非凡的才华，于是就把八思巴尊为上师。

元朝一建国，八思巴就成为忽必烈的私人导师，后来被封为国师，还赐予了玉印，主持总制院（后来叫宣政院）。从那时起，他常常在大都和故乡之间奔走，帮忙在西藏设立驿站，派遣兵马，检查户籍，征收税费，任免官员，既用僧俗之力，又兼顾军民，咱们的国家大一统在这段时间里多亏了他的努力。

▲元朝宫廷中供奉的吐蕃僧人，图片来自：戏剧截图

可别以为和谐包容就完全没有偏见和隔阂，实际上里面还藏着一些不太友善的东西。

在行省以下的路、府、州、县等行政单位里，都设有由蒙古人、色目人担任的“达鲁花赤”。

元朝的制度起源于草原游牧社会的组织形态，在征服不同民族的过程中，蒙古人一直占据着统治的中心地位。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，西域的色目人也逐渐融入蒙古帝国的管理体系，后来又有“汉人”被纳入。所谓的“汉人”指的主要是北方中国金朝时期原本归属于不同民族统治下的群体。最终，南方的百姓，也就是南宋时期的臣民，被纳入到元朝的统治之下。因此，元朝的统治者对待不同等级的人群，信任和待遇也各有区别。

达鲁花赤，蒙古话的意思是“镇守者”，是元朝在地方设立的监察长官，等级和路府州县的长官一样，但实际掌控的权力更大。这职位通常由蒙古人担任，若没有蒙古人，也允许有“有根脚”的色目人来做，这些人中很多是世袭的。其官职待遇和王官类似，但不能长期任用，只能按命令调动，不能随意以年岁来调动。

地方上的达鲁花赤很多都是从投下分封体系中出来的。“投下制度”也是源自草原的旧风俗，在游牧社会里，子孙们都能继承父辈的一部分财产。到了中原，蒙古统治者把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赏赐给贵族和功臣，这个叫做“投下”。

元代的文献把“投下”和以前中原王朝实行的“食邑”划上了等号，还规定中原和江南的封户属于“虚邑”。每个投下主不过是按封的户数向朝廷领一些丝绸、钞票，可实际上，他们把这些封户视作自己的下属，平时抢夺财物，索取更多的丝钞，还逼得封户做苦役。因为地方上的达鲁花赤权势很大，暗中贪赃枉法，乡里的百姓即使去告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审理。

忽必烈南征时，不但看出了汉制的巧妙之处，还感受到南方汉人的激烈反抗，最后他学着中原皇帝的模样坐上了至尊宝座。在华北建起了一座都城，建立了一个复杂多变的体系，把更多的利益交给了自己的同族，想着借此稳固蒙古贵族的统治，可结果却事与愿违。

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）春初，元世祖忽必烈来到人生的终点。

跟历史上的不少英主一样，忽必烈在晚年虽然牢牢掌控大权，但也感受到生命的脆弱。过去十几年里，他的爱妻察必皇后和太子真金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人世，亲近的家人不断地离他而去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忽必烈，在暮年时被肥胖和痛风折磨得痛苦不堪，只能躺在床上处理朝政。

从元朝之后的政治走向来看，元世祖的太子真金早逝，无疑成了一个关键的变数。

作为忽必烈和察必的嫡长子，真金从小时候起就浸润在中原文化中，在姚枢等大儒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。忽必烈战胜弟弟阿里不哥，夺得蒙古帝国的统治权之后，他的汉人谋士们纷纷建议他采用中原的嫡长子继承制，提前立太子。元朝建立之后，真金和以前中原王朝的太子一样，获得玉册金宝等的册封，还掌管中书省事务，被视作未来的储君进行培养。

有一天，真金和一些蒙古宗王聊起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他提到：“父汗曾经教导我们，不能心存傲慢自大，一旦有了这种心态，事情就很难成功（毋持大心，大心一持，事即隳败）。”他还说，平日里喜欢阅读孔子的书籍，那里面的道理跟父汗的教诲也颇为相似。真金非常喜欢汉文化，这让他成了汉法的坚定支持者，主张减少徭役赋税、让百姓歇歇歇，结果和坚持严苛财政政策的阿合马等人时常发生意见不合。

有一次，真金跟阿合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作为草原的后裔，真金毫不犹豫，用弹弓朝着阿合马的脑袋狠狠一打。事后，忽必烈看到阿合马头上的伤，便询问是怎么回事，阿合马只得说是被马踢的。一旁的真金马上开口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明明是我真金打的！”

真金曾经多次请求忽必烈，希望蒙古的皇亲贵族们都能学学汉字，还向他提交了几次建议，建议开设科举考试。忽必烈虽然继承了中原王朝的许多政策，但对科举制度却没有再推行，这也被看作是他为了防范汉人的一项措施。

忽必烈对太子真金抱有很高的期望，不过，太子对儒家“仁义”的太过推崇也让他挺头疼。我们不知道，真金那坚持不懈的样子，会不会让他想起宋朝的文天祥和那些忠肝义胆的士大夫们。

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），父子间那点模糊不清的矛盾突然爆发出来。这一年，有个胆子挺大的御史上奏，竟然建议让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给太子，虽然这份奏章被御史台压下去，但还是有一些反对太子的蒙古贵族嗅到了机会，把这事儿捅到了皇帝那儿。忽必烈气得火冒三尺，命令严查此事，发现有人故意挑唆，试图动摇国本，怒火也因此平复。不过，太子真金因此忧虑成疾，不久便病逝了。

这个被看作仁君储备的元朝第一位太子，也就这样早早告别了人世。忽必烈对此非常后悔，他为真金赐谥号“明孝”，还将“皇太子宝”封给真金的第三个儿子铁穆耳，也就是后来的元成宗。

在蒙古皇室的亲戚眼里，真金的早逝也许只不过是游牧社会中父子兄弟猜忌斗争的一个缩影，没有想到，他的死就像蝴蝶扇动翅膀般，引发了日后元朝皇位继承乱成一团的风暴。

▲影视剧里展现的真金太子形象。图片来自：剧照

可以发现，忽必烈以后，元朝中期的皇位更替变得乱哄哄，一片混乱。

元成宗铁穆耳（1294-1307年在位）基本沿袭了祖父元世祖的制度，一些策略上也没有太大变动，对外停止用兵，国内减轻赋役，整体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元朝的内外矛盾，被人说成“善于守成”。不过，元成宗的儿子早夭，没有留下皇位的继承人。随后，成宗的侄子海山，即元武宗，被推上了皇位。

元武宗海山（1307-1311年在位）机缘巧合上位，和他的同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，也就是元仁宗（1311-1320年在位）约定“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”，这就把忽必烈原来确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搞得乱七八糟，想争皇位的心思也就渐渐酝酿出来了。元仁宗的儿子元英宗（1320-1323年在位）没待几天，就在北巡开平返程途中被刺杀，史上叫“南坡之变”。从那以后，皇室成员为了皇位争得你死我活，家族内部的纷争又一次变得激烈起来。

在这样的乱局中，蒙古和中原的制度始终没法彻底融合，蒙古统治者跟他们的汉人臣下之间，也始终有着难以弥合的差距。

难得让人松口气的一件事就是，许久不办的科举制度终于又恢复了。

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小在汉地长大，身边一直有儒臣左右伺候，年少时曾跟随太常少卿李孟学习，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，是个迷恋儒学的皇帝。

元仁宗曾向左右问起来，宋朝的丞相文天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

左右为了讨好蒙古统治者，都说文天祥不肯投降元朝的举动挺愚蠢。没想到，元仁宗立刻脸色变了，说：“按照你们的道理，冯道不也算忠臣吗？”冯道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人物，先后在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四个朝代做官，最终当上宰相。不过按照理学家的看法，他其实是个老奸巨滑的小人，对于官场上的那些奸滑作风，倒不值得推崇。

元仁宗更加欣赏状元出身的文天祥，以及他代表的孔孟儒学理念。刚登基时，他就说：“我心里所想的，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追求治世的太平，可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可别用那些科举出身的儒生，靠的可是儒学的文化。”

这就是真个历史的奇怪地方。以前在元朝统治者眼里，那个对手一直被认为非常倔强，但现在却成了官方推崇的文化英雄，只因为统治者看中了他那忠心不渝、值得效仿的榜样力量。

▲元钱选绘《信国公遗像图》（信国公是文天祥的封号）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皇庆二年（1313）十月，经过一众儒臣的谋划，元仁宗正式颁布诏令，恢复了科举制度。历经数十年的争论与讨论，关于科举的争议终于告一段落，科举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停废也画上了句号。

可是在元朝时期，朝廷看重的用人条件主要是“根脚”，也就是出身背景。元代的科举分成乡试、会试和御试三个层次，不管哪个级别，蒙古人、色目人与汉人、南人都得分别考，蒙古人和色目人组成一组，汉人和南人另组。虽然蒙古人和色目的参加人数相对少，但在录取名额上却和汉人、南人是平起平坐的。

在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贵族政治体制下，蒙古人和色目人凭借“根脚”的优势，明显成为权力中心的宠儿。即便不参加科举考试，他们也能依靠家族地位获得荫叙和继承的资格，所谓“有根脚的蒙古人，每，子孙承袭父职、兄职呵，皇帝识也者”。普通的科举出仕者往往受到歧视，史料记载，“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”；另外，学者姚大力的统计显示，元朝的文官中，通过进士考试步入官途的，仅占大约4.3%，晋升至省、部级宰相（包括侍郎）的进士人数也不超过二十人。

因此，姚大力指出：“元朝通过进士考试晋升的官员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职位上，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都处于明显的劣势。”

那一年，科举制度重新整理，曾在亚欧大陆引起剧烈动荡的元朝，距离覆灭也不过半个世纪了。

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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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元]程钜夫：《程钜夫集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18。

乌兰 校勘：《元朝秘史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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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大力：《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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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启庆：《内北国而外中国：蒙元史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25。

傅海波（德国）、崔瑞德（英国）：《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。

杉山正明（日本）：《忽必烈的挑战：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