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沟桥事变，亦称“七七事变”，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艰难征程正式拉开帷幕。

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我们铭记，并非仅仅是为了深陷于对日的仇恨之中无法自拔，而是在这一历史节点，它唤醒了自近代以来，中国人未曾有过的民族热血之沸腾。

与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相较，最显著的区别在于，南京国民政府已彻底摒弃了绥靖妥协的策略，毅然决然地向全世界声明：此次事件，我国绝无仅能在局部范围内寻求解决之道，我国绝不允许任何领土和主权遭到侵蚀！

蒋介石那句广为人知的动员宣言——“一旦战事爆发，无论地域之南北，无论年龄之老幼，无论何人，均肩负保卫国土、抵抗侵略的职责，均应坚定牺牲一切的信念”——正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发出的。

老蒋固然缺乏文学造诣，但“最后关头”的演讲稿，实乃出自国民党被誉为“文胆”的陈布雷之手，其文采飞扬，堪称妙笔生花。

然而，卢沟桥事变于1937年7月7日爆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自此即刻陷入战争状态。事实上，双方正式的军事冲突始于7月28日，当日日军对北平发起进攻。

这20多天，中日在忙什么？

壹

实际上，卢沟桥事变的背后，远非仅是中日两国中央政府间的对立。简言之，中国国内并非团结一致，日本国内亦非铁板一块。

简言之，在我国，此事涉及南京国民政府与第二十九军的权益纠葛；在日本，则是“扩大派”与“不扩大派”之间的争执不断。

许多人或许对“二十九军”这一名称感到陌生。然而，实际上，这支部队是深度卷入卢沟桥事变的中国部队之一。

为何该队伍能够对中日战争的走势产生关键影响？

先谈二十九军起源。

自日本将东北地区强行纳入其势力版图，其侵略的目光随即转向华北地区。

1935年，日方随即发动了华北事变，其意图在于推行所谓的“华北五省自治”，旨在将华北区域打造成为类似东北的格局，即日本在中华大地上设立的第二个“满洲国”。

这五个省份分别是河北省、山东省、山西省、察哈尔省以及绥远省，其中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现今已分别融入了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。

倘若日本真的征服这五个省份，那么北方广大区域便将连成一片，成为日本人势力的版图。

当时这五个省份的局势如何？山东由韩复榘掌管，山西由阎锡山统治，至于河北、察哈尔、绥远，它们隶属于第二十九军，其首领为宋哲元。

问题随之而来：原本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的二十九军，究竟是从何时起转变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？

从北伐结束后的中原大战谈起。

随着北伐战事落幕，国境内暂时息鼓止戈。在此之际，蒋介石萌生了裁军的念头。此构想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，旨在缓解财政压力。

对于冯玉祥、李宗仁、阎锡山等人而言，在投身北伐之前，他们已是掌握重兵的大将。加入国民党阵营，本意是为了共享胜利的成果。然而，老蒋在摘得胜利的果实之后，却意图连根拔除这棵胜利之树。

哪几个好惹？

随之而来的是民国时期规模最为庞大的军阀内战，这场历史性的冲突被后人称之为“中原大战”。

最终，蒋介石脱颖而出，而三大军阀则遭遇惨痛败北。在这场角逐中，冯玉祥的西北军四分五裂，其中一部分士兵直接投向了蒋介石的麾下，而另一部分则四处流散，散落各处。

西北军系中，第六师尤为杰出，其师长为张自忠，正是那位在枣宜会战中英勇献身、为国捐躯的抗日民族英雄。在波澜壮阔的中原大战中，第六师损失轻微，堪称西北军残部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精锐之师。

蒋介石试图将这股势力纳入麾下，然而山东孔孟故里的张自忠可能深受传统文化熏陶，心想不久前才与你激烈交战，若此刻投奔于你，我岂不是沦为他人笑柄？因此，他断然拒绝。

然而，现实往往比个人意志更为强大。面对如此庞大的军队，维持生计是不可避免的需求。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张自忠决定投身于东北军，投靠张学良。毕竟，他与蒋介石曾在战场上短兵相接，而与张学良则未曾有过交锋，二者之间并无敌意。

张学良原本欲让张自忠领衔行事，然张自忠自认声望尚浅，难以统一西北军余部，遂将西北军元老宋哲元推至前台。

鉴于班底的主力由张自忠所率领的第六师构成，依照资历和辈分，张自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仅次于宋哲元的第二位实权派人物。

1931年伊始，该西北军余部由张学良统一调度，重组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。同年6月，蒋介石着手全国陆军的整编工作，原第三军亦随之更名，被赋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称号。

这正是日后声名远播、在历史长河中褒贬不一的第二十九军。

第二十九军在编制上虽归属于国民革命军体系，实则隶属于张学良的势力控制之下。

张小六心神早已不在此事，自九一八事变后如同泥菩萨般无力自保，更是无暇顾及这支被改编的军队。

因此，在吸纳了第二十九军之后，随即拨付了五十万元的安置资金，此后便不再过问其后续事宜。

当时，二十九军驻防于晋东南，然而那却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。身处他人篱下，加之阎老西以吝啬著称，怎么可能对二十九军有所照顾？因此，那时期的二十九军生活困顿，连军服都无法更换，形同流落街头的乞丐。

乃至在后来的移防至察哈尔省期间，他们被迫选择在夜间行军，唯恐白日里的行踪被误认为是土匪所为。

这段苦难的历程，使得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于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土，怀揣着强烈的渴求。正是对领土的这种极致追求，催生了他们日后在华北与日军之间纷繁复杂的纠葛。

平心而论，第二十九军的将领与士兵，无一不是坚定的反日派。相反，他们组成了一支对日军怀有极端憎恨的爱国之师。

在长城的硝烟弥漫之中，这支装备简陋的部队，手持大刀，勇猛地冲入敌阵，将日军砍得哀嚎连天。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抗战战歌，正是以第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为灵感所创作。

自长城抗战落幕，二十九军的声誉却日渐凋零。其因无他，无非是为了守护那来之不易的平津领土，为了避免重蹈过往那朝不保夕的困苦生活，他们选择了向日军妥协的路线。

疑问浮现：为何平津地带竟成为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？他们原本不是驻扎在察哈尔吗？

症结根源在于南京国民政府。面对华北日军不断加剧的压迫，1935年7月，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，与华北驻屯军签订了《何梅协定》，竟意外地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诉求。国民政府中央军、东北军以及特务机构悉数撤离河北、平津一带。此举导致平津地区瞬间陷入权力真空的状态。

在长城抗战的硝烟散去之后，第二十九军转战至察哈尔地区执行驻防任务。随着《何梅协定》的正式签订，该部队再度转移，进驻河北。当中央军队撤离平津，第二十九军便成为了北平周边唯一一支坚守的中国军队。

见缝插针的汉奸白坚武，一旦察觉可乘之机，便图谋与日军携手，在北平建立所谓的“华北自治政府”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宋哲元与张自忠迅速行动，抢占先机，率领军队直抵北平驻防，将中央军遗弃的领土尽数纳入囊中。

自此，二十九军已稳固掌控了北平、天津、河北以及察哈尔等地。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，终于如愿以偿，拥有了他们长久梦寐以求的领土。

第二十九军得以稳固掌控华北地区，关键在于巧妙地把握了日蒋之间的微妙关系，既赢得了蒋介石的鼎力相助，又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认许可。

日本人对蒋介石意图收复东北的忧虑日益加深，因而图谋将邻近东北的华北区域打造为一个军事缓冲地带，以此阻隔国军驻扎。

日军鉴于二十九军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紧张，且长期以来遭受南京政府的冷落，便有意将第二十九军纳入麾下，培育其为亲日派别。因此，他们对该军驻防于平津之地予以默许。

蒋介石虽在日军的压力下不得不将中央军从华北撤出，却仍期望能派遣一支中国军队驻守该地，以此维系名义上的主权。

宋哲元率领第二十九军，稳健地掌控了华北地区，这支部队，原本是西北军的精锐，如今已成为华北地区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。简言之，他们与张学良、阎锡山、李宗仁等人性质相似，已然演变成了各自割据一方的地头蛇。

当日本试图推行“华北五省自治”之际，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众多将领均成为了其争取拉拢的目标。然而，日本人却未能准确评估宋哲元、张自忠等二十九军将领的强烈民族气节。

诚然，他们意图占据平津之地，无可否认。然而，让他们沦为汉奸，他们心中却并无此意。

然而，对于那些妄图霸占华北之地的日本人而言，面对你们第二十九军，唯有两条路可选：要么遵从我的号令，要么就此退去。

充当汉奸绝不可取，与日军交战亦势所不能胜。

二十九军虽置身于丰衣足食的优裕生活中，然而，思想层面却深陷于极度的迷茫与苦涩之中。

贰

在先前所述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篇章中，曾提及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社会的紧张局势，这种紧张在军队内部尤为显著。由此，军方内部逐渐分化为两大派系，即“皇道派”与“统制派”。

两者的策略实则殊途同归，均旨在通过对外拓展的方式来化解日本的困境。然而，在具体的扩张路径上，两派的观点却截然不同。

皇道派力主进军苏联西伯利亚，意图劫掠资源，而统制派则倾向于侵略中国，企图攫取利益。

相较于统制派，皇道派更似一群狂热的法西斯组织。果真如人预料，1936年2月26日，皇道派九名下属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，掀起了震动世界的“二二六兵变”。

这伙狂徒专拣权势显赫者下手，竟将内政大臣斋藤实、财政大臣高桥是清、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残忍杀害。他们本欲将首相冈田启介一同置于死地，幸而冈田启介运气颇佳，侥幸逃脱一劫。

然而，在这场事变中，皇道派并未从中获益。在天皇的全力支持下，叛乱的士兵被迅速镇压，皇道派势力由此彻底衰落。

统制派趁机夺取了内阁的控制权。皇道派成员未曾料想，他们辛勤耕耘，最终却为统制派铺就了成功的道路。

既然统制派执掌政权，其扩张之路亦随之明朗，那就是首先征服中国，继而征服整个亚洲。

然而，军方内部并非铁壁铜墙，其思想观念呈现出极大的分歧和不一致。

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，日本军方内部形成了两大派别，一派主张“扩大战事”，另一派则力主“避免事态升级”。

两派在侵略中国这一根本立场上一致认同，分歧仅在于全面侵略的具体时机选择上。

“不扩大派”的核心成员之一，便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。

他坚信，若欲实施一场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，所需兵力至少应达到十五个师团，同时，军费开支亦需筹措至五十五亿日元。此外，战争应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，确保作战时间控制在半年之内。

若未充分准备，日本将深陷持久战的泥沼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届时，苏联若趁火打劫，对远东地区发动攻击，日本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惨败。

“扩张论”派对此理论不屑一顾。在他们看来，若是日本全面发起进攻，仅需调动四个师团，平津一带即可在三天内顺利解决，整个中国也将在三个月内被迅速征服。

在那个狂热激昂的日本时代，扩大派的立场显然更受到青睐。陆军部绝大多数成员都倾向于扩大派，关东军亦然，其全体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扩大派的一边。

同年，日本政府着手制定了一项全面战略规划——“国策基准”，旨在向南拓展，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作为其扩张的主要目标。。

换言之，实施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已然成为了日本的国策。

中日之战，不可避免。

叁

1937年7月7日，日军以演习为由，声称一名士兵失踪，借此契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。

当事变爆发之际，宋哲元并未身处北平，他被迫逃离，返回了山东的故里。而宛平城的守卫重任落在了冯治安的三十七师所属部队肩上。冯治安的立场坚如磐石：寸土寸金，绝无退让之理！他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战斗异常激烈。

7月8日清晨，身居庐山的蒋介石收到了宋哲元发来的日军发动事变的紧急电报。他的回应简洁而坚定：宛平城誓守阵地，全力动员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备战。中央军亦紧急备战，准备随时驰援。南京政府坚定不移地秉持着这一方针：坚决不屈服，绝不轻易扩大战事，避免主动开战，但必将坚决抗战到底。

“必抗战”这三个字，昭示了蒋介石坚决与日本人抗争到底的决心。

蒋介石此番不再空谈，而是从庐山连发电报，调遣各路大军迅速向石家庄与保定地区集结。同时，他向南京的军事委员会下达指令，要求全军做好动员准备，严阵以待，备战开战。

然而，蒋介石深知仅凭中央军之力，难以与日军抗衡。他亟需了解那些与他针锋相对的各地大军阀内心的想法。因此，他向各路军阀及各界名流发出邀请，齐聚庐山，共商抗日大计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些威名赫赫的军队首领们对他所发出的号召给予了热烈的回应。以李宗仁、阎锡山、龙云、刘湘等为首的一众军阀领袖，乃至宁夏的马鸿逵，均对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表示坚定的支持，并誓言将全力以赴，派遣军队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。

更令蒋介石感到意外的是共产党人的立场。在同一天的8日，蒋介石收到了红军将领联名发出的电报，其中表明共产党军队愿意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，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总之，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各派力量凝聚成了共同的国家意志，那就是与日本侵略者拼尽全力，直至最后一刻！

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，竟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波折。的确，正是驻扎于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未能履行其职责。

然而，若能洞察第二十九军的核心思想，便会发现其核心始终围绕着“不想失去来之不易的地盘”他们的行为易于理解。

卢沟桥事变的讯息于翌日迅速抵达日本参谋本部。在“不扩大派”中，石原莞尔堪称清醒之士。他始终坚信，与我国全面开战的时机尚未成熟。若此刻开战，日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漫长的持久战，这对于我国而言，无疑是一场灾难性的浩劫。

因此，在7月8日，石原莞尔以本部本谋的身份向华北驻屯军下达了指令，强调“为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，务必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武力行动。”

石原莞尔的战略视角颇具远见。历史证明，日本在中国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，最终自食恶果。

然而，在陆军部那股狂热的心态中，石原莞尔的指令显得格外难以容忍。他们意图激化局势，进而直接挑起对华的冲突。

然而，日军尚未完成兵力部署，便突然抛出了“和平解决”事变的幌子，作为权宜之计。尽管这显而易见是一派胡言，却使得宋哲元等人产生了侥幸心理。

面对日方愈发蛮横的谈判诉求，诸如强令宋哲元出面道歉、禁止中国军队驻守卢沟桥及永定河左岸、取缔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，竟然予以全部应允。

他们未曾察觉，7月11日，日本内阁召开了一场被称为“五相会议”的紧急会议，并在会上决定向中国派遣军队。同时，紧急从朝鲜、满洲、台湾等地征调兵力，迅速集结于华北地区。

当日，日本发布了《关于向华北派遣军队的政府声明》。此声明实质上等同于日本向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的对华战争宣言。

然而，身处迷雾之中的宋哲元，亦在同日对第二十九军发出了指令，明令禁止与日军发生冲突，释放已被捕获的日籍人士，并向蒋介石发去了急电，恳请延缓中央军北上行动，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。

宋哲元的立场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震惊不已。此情形透露出宋哲元似乎意图背离政府既定方针，寻求与日本方面达成妥协，甚至可能存在通敌的嫌疑。

蒋介石接连向宋哲元发送电报，强调中央已作出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决定，并敦促宋哲元务必与中央同心同德，共赴生死，义无反顾地维持一致立场。

为彰显中央军决不坐视不管的坚定决心，特地调集了六个高射炮连奔赴保定，受宋哲元将军指挥，同时火速运送大批弹药至保定。

尽管宋哲元仍抱有一丝侥幸心理，但在他心中，相较于日本人，他更畏惧中央军踏入平津。中央军的降临，无疑预示着他倾力打造的地盘将化为泡影。

因此，他更倾向于与日本人达成妥协，以保住这来之不易的领土。他天真地以为，一旦应允了日本人提出的各项条件，日本人便不会将他驱逐出平津地区。

从这个视角审视，宋哲元的政治洞察力显然颇显不足。

1937年7月17日，蒋介石于庐山峰会之际，发表了著名的“最后关头”演说，其间亦吐露了那句鼓舞人心的名言：

「一旦战火燃起，无论地域南北，无论年龄大小，人人皆肩负起保卫国土、抵抗侵略的使命，每个人都应坚定信念，义无反顾地献出一切。」

日军不断在华北地区增兵，宋哲元这才逐渐意识到，他对日本人的幻想已然破灭，自己已被日本人欺骗。

醒悟纵然迟至，亦胜于无。宋哲元火速向南京发去电报，急切地请求迅速派遣援军支援平津抗敌，同时仓促地向二十九军各部队发布了备战令。

然而，这一切已是时过境迁。为了避免激怒日本，第二十九军并未进行充分的战备准备，甚至拆除了部分防御工事。

7月28日，自事变爆发以来的第21个日夜，日军对北平的进攻正式拉开序幕。二十九军展开了殊死抵抗，在这场激战中，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、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不幸英勇捐躯，消息传遍全国，举国上下为之震惊。

结果，第二十九军在仓促应战之下，于短短一日之内便失去了北平。7月29日，这座古城沦陷。随后，该军余部撤离北平，转战至保定。

同一天，天津陷落。

深陷自责之情的宋哲元，因个人私欲导致重大错误，向蒋介石发去了请求军事处分的电报。他未曾料到，蒋介石竟替他承担了全部责任，声称身为全国军事与行政的最高领导者，所有问题理应由自己一肩承担。

然而，宋哲元又怎能若无其事地继续下去？他在8月3日向全国发出通电，宣布辞去了第二十九军军长的职位。

第二十九军，历经长城抗战，英勇抗敌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战歌；又在主政平津之际，无奈面对对日的妥协，饱受争议。然而，在最后的决战时刻，他们把满腔热血洒在了平津的抗日前线，终究为自己的历史画上了救赎的一笔。

在随后的抗战岁月里，部队历经数次整编，在张自忠、冯治安、刘汝明等将领的指挥下，屡次投身会战，英勇杀敌，为国家建立了显赫的战功。

尤其是张自忠，他背负汉奸恶名多年，却在枣宜会战中，以集团军司令之尊，英勇殉国，以身殉志，洗去了身上的耻辱，仿佛也在向世人昭示：第二十九军，实则从未是懦夫之辈。

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中国人民已做好了迎战的一切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