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，随着“四人帮”势力的覆灭，梁漱溟身陷“两个凡是”的阴影之中，于政协会议上毫无保留地指出：“‘文革’所引发的混乱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偏离了法治的轨道，过度依赖人治。”彼时，关于真理标准的重大讨论尚未拉开序幕，梁漱溟的这番言论，无疑具有开启先河的深远意义。

与毛泽东会上激烈争吵

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。1918年，两人在杨怀中（杨开慧的父亲）先生的家里初识，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，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。

20年后，梁漱溟到延安，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，有两次是通宵达旦，梁漱溟回忆说：“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。”

1938年1月，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来访的梁漱溟

1950年1月，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，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，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，还专门派车接他，招待吃饭。

由于梁漱溟吃素，毛泽东大声嘱咐：“我们也统统吃素，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！”

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，马上派人安排，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，经常来往，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，有时又不欢而散。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，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，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。

1953年9月，正值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（该会议后演变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）的召开时刻，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杰出报告。随后，在分组讨论环节中，梁漱溟先生的言论引发了热烈的争议，激起了广泛的讨论高潮。

梁漱溟说道：

在长达近三十年的革命历程中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农民阶级为基石，将乡村作为其稳固的根据地。然而，随着踏入城市，党的重心逐步转向了都市，那些由农民出身、逐渐成长为干部的群体亦纷纷涌入城市，这无疑使得乡村地带显得空疏不少。

尤其是在近年的时光里，城市工人的生活品质有了显著飞跃，而乡村农民的生活状况依旧艰辛。于是，各地乡民如潮水般涌入城市，城市却无力容纳他们，随后又不得不将他们驱返故里，这一矛盾现象愈发凸显。

对于梁漱溟的发言，毛泽东很不以为然，他在讲话中说：

有声音对我国的整体发展走向提出不同看法，指出农民生活艰难，强烈主张应当更多地关注农民群体。这无疑是对儒家学说中仁政理念的深刻体现。

然而，我们必须认识到仁政之别，关照农民属于小仁政范畴，而推动重工业的发展以及抵御美帝的侵略则被视为大仁政。若仅仅施行小仁政而忽略了大仁政，实际上是在助长美国人的利益。

有人竟班门弄斧，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，还不了解农民，笑话！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，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，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、不容破坏的！

在接下来的数日间，与会者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深入的评议与激烈的批判。

梁漱溟震惊不已。他的牛脾气又犯了，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，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，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“梁漱溟滚下台来！”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。

随后，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：“虽“反动”，但不算反革命；要批判，但也要给“出路”。30年后，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

彼时，我的态度实显不佳，言辞不慎失了节制，让他感受到了不适。（指毛泽东）确实令人棘手，我实在不该伤害他的情感，这实乃我的过失。

他的言辞偶尔会与事实有所偏差，正如我发表的观点也难免存在与事实不完全吻合的地方，这种情况在所难免，合乎情理，我们无需过分在意。

他去世了，我很寂寞。

直言“文革”搞糟了

与毛泽东争吵之后，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，很少开口。1956年11月，随着“大鸣大放”的浪潮澎湃而至，诸多友人纷纷主张梁漱溟应站出来，畅抒胸臆。然而，梁漱溟却保持了一份冷静，决定暂时退居幕后，静待事态的发展与变化。

结果，在随后的“反右”风波中，众多往昔的至交好友不幸卷入其中，他们被迫承受“右派”的恶名。然而，梁漱溟却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劫难。

1966年，当“文革”的狂澜汹涌澎湃地横扫全国，梁漱溟亦未能逃过此劫。他的居所惨遭查封，被迫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的两间狭小而简陋的屋舍。在政治的风暴中，他更是无辜地被冠以“右派”的恶名。

1972年年末，全国范围内涌动起一股“批林批孔”的狂潮。梁漱溟加入了政协的学习小组，参与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深入学习，但他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沉默。由此，有人推测梁漱溟与孔子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难以割舍的“阶级情谊”。

梁漱溟终於开腔，经过两日的深思熟虑，他针对“批林批孔”的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。他阐述说：我仅对林彪进行批判，而对于孔子，我则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。实际上，我对孔子的批判源自于对林彪的批判，我并未意识到林彪与孔子之间有何直接联系，因此我选择不对孔子进行批判。至于林彪，在我看来，他并未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，他的目的似乎仅仅是企图发动政变，以夺取政权。

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”

1976年，随着“四人帮”的覆灭，梁漱溟在政协的讲台上，面对“两个凡是”的阴霾，勇敢地直言：“‘文革’引发的动乱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治理过分依赖人治而非法治。”在那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尚未广泛展开的时期，他的这番言论可谓石破天惊。

1979年初，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，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，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。升了“官”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“文革”开了火，时年他已85岁。

彼时，虽有部分资深干部在私下场合对“文革”的结论提出疑虑，并对“两个凡是”的原则表示了个人的不赞同，但在公开场合中明确反驳“文革”的观点仍旧十分罕见。梁漱溟先生便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。

历经十个月的漫长期盼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盛大召开，这标志着我国步入了全新的历史纪元。梁漱溟先生荣膺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之职，他的生涯至此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春天。1988年6月23日，这位95岁高龄的睿智长者，以淡泊宁静的胸怀走完了他传奇般的人生旅程。

人们不禁感慨，投身于世的知识分子往往难以守护内心的宁静。他们或高声呐喊，或激愤填膺，或满腔忧伤，或深陷痛苦，这些情绪往往在不经意间侵蚀着他们的身心健康，干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，甚至可能缩短他们的寿命。以梁漱溟为例，他一生恪守正直之道，却奇迹般地寿至九十五岁，这无疑是一桩令人瞩目的生命奇迹。

在每一场政治风波中，梁培恕无不目睹父亲那宽广的“不记仇”之心。梁漱溟曾言：“修身以正己，非仅是抱怨。此乃儒家之修养之道。”事后，一位昔日的红卫兵首领向梁漱溟诚挚地忏悔了自己的过错，态度极为谦恭。在他调任新职之际，他更是特意对继任者叮嘱，务必以礼相待梁漱溟。

86岁的梁培恕及其兄长梁培宽，在卸下职业生涯的重担后，将搜集与整理父亲梁漱溟的精神遗产视为首要任务。他们倾力编纂的《梁漱溟日记》便是这一工作的核心成果之一。这部两卷本的《梁漱溟日记》已在上海书展上由世纪文景出版社盛大首发。8月14日，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亲临上海长宁图书馆，出席了文景艺文季活动，并以充沛的精力发表了长达20分钟的演讲。

8月15日，澎湃新闻的记者按照约定与梁培恕先生会面。梁先生开场即表达了歉意，并希望能尽量缩短会面的时长：“昨日演讲耗费心力，晚间又与民盟的老友们欢聚一堂，兴奋至极，以致归家休息甚晚，加之餐食油腻，目前我的精神状态并不理想。”梁培恕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及未来的日子里，都需要负责整理其父亲梁漱溟的资料，这无疑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。

日记很少写感想

在与您的对话中，澎湃新闻记者不假思索地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我原先仅知，您敬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在‘文革’时期曾参与清扫街道、整理卫生间的劳动，然而在细读他的日记后，这竟成了确凿的事实。更为引人注目的是，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每日清扫街道的诸多细节。”

实际上，我们对扫地清洁这一劳作的认知仅限于听闻，并未深入了解。那时，我们单位的工作异常繁重。家兄在北大深造，我供职于建国门，而父亲则在新街口，我们之间的距离颇为遥远，往返至少需耗时一小时。以“请假探望父亲”为名，似乎显得不够积极投身革命事业，因此我们尽量减少探望的次数。在“文革”初期的三四个月里，我与父亲的见面并不多。

1966年8月24日，梁漱溟不幸见证了红卫兵对他家宅的初次洗劫。他在日记中这样记录：“大约在八点钟，红卫兵突然闯入我家，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掠夺。我的两个儿子在接到电话后曾短暂归家，但旋即又离去。政协方面派遣了两组人员对我及妻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，我们的书籍、文稿乃至衣物，都被一一掠走，家中物品也多有被摔得粉身碎骨者。当晚，我们不得不在南屋中央的房间安顿下来，尽管灯光昏黄，却因过于明亮而影响了睡眠。尽管如此，我的心境依然保持着难得的宁静。”

梁漱溟的日记中对于抄家和斗争的具体经过，并未作详尽的记录。他的笔触多似账簿般简洁，对于人物与事件的描述往往一笔带过。只有在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情况下，他才会略作展开，通常仅以“某某人来访”寥寥数语带过。至于日常事务，多是以备忘录的形式保留，鲜少流露出个人情感。

应对红卫兵：少言。

“在那一天，红卫兵首次踏入我的家门，展开所谓的‘破四旧’运动。我的父亲受到了严厉的批斗，而我，眼睁睁目睹了这一切。当时，我正在机关单位参加会议，突然电话铃声响起，传来的消息是：‘我们是太平庄123中学的红卫兵，正在对梁漱溟先生进行批斗，请你火速回来。’”

我向当地的“文革”小组负责人进行了通报，随后便骑着自行车返程，这段路途大约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。当我到家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钟。然而，我父亲遭受的批斗却从上午九、十点钟便已拉开序幕。当我赶到现场时，政协的十几位造反派也已经到达，他们乘坐卡车抵达，目的是为了搬运物品。

梁培恕直至后来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政协的造反派才是泄露风声的始作俑者，将梁漱溟的住址公之于众。于是，在追捕梁漱溟的过程中，红卫兵仅凭几句话作为线索，毕竟他们对梁漱溟一无所知，对他的身份及所从事的工作毫无了解。彼时，红卫兵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，每日都需投身于数场斗争之中。

“你到底犯了何种过失？”然而，我的父亲对此似乎毫不在意。我猜想他在这种境遇下自有妥善的解决办法。

例如，红卫兵禁止他佩戴眼镜，并强行夺走了他的眼镜。接着，他们递给他一件物品，要求他朗读，他却回答：“我看不清楚！”实际上，他并未完全失明。最终，眼镜被归还给了他。总的来说，他对红卫兵的策略是保持缄默，避免展现出任何敌意。

梁培恕站在队伍中，目睹着周围人激昂地高呼口号，而他的心却飘向了遥远的思绪——“我心中所牵挂的，是父亲和继母今晚将如何用餐，又如何入眠。厨房里的一切已被砸得支离破碎，床铺同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，床单和被褥也被丢弃在门外。”

“我忧虑的是他们二人今晚的饮食与休息状况。”幸好，这一情况并未被人发现。

哥哥梁培宽比梁培恕晚到几十分钟，他们商量了策略，觉得还是用诚恳的态度跟红卫兵谈。“我还提了意见，‘你看所有的书都被扔在院子里乱踩，这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，不要踩。还有政协发的预算文件，是保密文件，别流传外去。他们不甘心，但也没办法不接受。最后我问，‘我们可以走了哇？’他们说，‘可以！’。”

红卫兵首领暗中支持

经历了头两个星期的抄家之苦，梁培恕未曾踏入父亲住所一步，亦未曾拨出一个电话。那段时间，梁漱溟无人照顾，而他在遭受批斗的那天，继母更是被殴打至血流满面，“或许是因为她与邻居之间有些矛盾，有人趁机报复，将她举报。然而，我父亲并未遭遇同样的对待。”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梁培恕终于提笔给父亲书写了一封家书。“自那场批斗以来，他被剥夺了外出之自由，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，如柴米油盐，也无法购置，更遑论阅读报纸了，他失去了所有获取信息的渠道。因此，他并不了解红卫兵的行径已经扩散至北京乃至全国各地。在信中，我首先向他透露，这并非孤立事件，请他切勿过度忧虑。”

在妥善完成信件之后，梁培恕并未擅自将其寄出给父亲，反而决定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将信件携带至继母的妹妹家中，恳请她代为转递。面对这样的请求，对方略显迟疑，鉴于不久前类似的行动，他遂请对方推迟几天再行此善举。在传递信件的同时，他还特意附上一罐六必居的酱菜作为心意。父亲在阅读完信件后，情绪明显有了转好。

梁培恕回忆起，其父梁漱溟在面对红卫兵时，采取的策略是展现出诚挚合作的姿态，并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这样的做法有效地缓解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。

数日过后，那两位女红卫兵再次步入屋内，体贴地问候老太太：“您背上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？”她们也对这两位经历批斗的人的心态充满好奇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并未流露出一丝怨恨或反对，“我的父亲曾安慰母亲，这仅仅是反修防修潮流的一部分。他根据自己的理解，对红卫兵的狂热态度进行了阐释。”

一位昔日红卫兵的领军人物，后来向梁漱溟先生诚恳地反省了自己的过错。在与梁漱溟先生的对话中，他显得格外谦逊，谈话的语调中不时流露出对指导的迫切渴望。在告别之际，他向父亲透露自己已更换了工作岗位，并提及未来将由某某接任负责一职。

换句话说，他已经明确表态，决不会对你施加任何压力。不久后，他再次造访，直至夜深人静，他始终沉默不语，仿佛心中有千言万语，却总是踌躇不前，终究未能开口。

仇，没有仇恨心

‘先生，您歇歇吧，毕竟年事已高！’周围的邻居们也都明白，这是在为他争取宝贵的休息时光。虽然这样的关照或许只是言语间的一丝慰藉，但它却彰显了红卫兵的心态尚有转变的可能，而邻里间的深情厚谊更是易于悄然生变。”

继此，梁漱溟不得不离开新街口的宅院，转而迁往鼓楼周边的一处简陋小杂院。此院落同样聚集着众多平民，屋舍虽简陋，环境亦炎热且通风不畅。尽管如此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公众对他的评价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正面。“那时正值‘深挖洞广积粮’的运动期间，即便身处那样的环境，人们依旧能保持有序，井然有序地前往远处挖掘藏身之所。”

在那不眠之夜的两点钟，他未能与众人同步汇入队伍。在随后的归途日记中，他仅用“怅然而返”四字勾勒了那幕情景。这并非意味着他对未能加入感到庆幸，恰恰相反，他的心海泛起了失落的涟漪。梁培恕正是在《梁漱溟日记》中细究这些细节，“阅读日记需要耐心，不容忽视任何一篇，无论其内容是否有趣或乏味。我始终强调，若想深入探究我父亲的一生，必须深入研读他的日记，阅读越多，对父亲的理解就越加深刻。”

在《梁漱溟日记》里，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很少，而且也仅仅是提到名字而已。“他不太谈毛泽东，即便谈也是称赞。”梁培恕还记得中共八大（1956年）的时候，梁培恕告诉父亲，

“本机关已明确指出，本次工作应集中精力进行经验总结，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。”梁漱溟听闻此言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“记得当时，我国与苏联并肩，一同抵制个人崇拜的潮流。当他获知这一信息后，便在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评价：毛公实乃贤哲。然而，对于其中的具体细节，他实则所知甚少。”

“这乃是他基于个人视角对中国的一次探索性的救赎尝试。倘若他挥毫落笔，其著作必会将中华文化的精髓、中共的历史发展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伟人的贡献，以及广大民众的作用紧密结合，深入剖析他内心的所思所想，而不仅仅局限于成为党的宣传工具。”

在诸多政治风云变幻之际，梁培恕时常目睹其父秉持着“不计前嫌”的气度。然而，他却坦承，“我对阶级斗争的理论有所了解，但老实说，我内心深处并未滋生出任何仇恨之情。”